驱散黑暗的足球

有人开始鼓掌,然而射门的少年却毫无反应。他站在自己起脚的地方,仰着脸,挠着头,挂着期待而羞怯地笑容大声问道:“进了吗?”

事实上,17岁的李玉什么也看不到。球场上的太阳将他的皮肤炙烤得漆黑发亮,但他眼前,从未真正闪现过一丝光芒。

这个少年有双不一样的眼睛。他的右眼总是眼睑低垂着,睫毛轻颤,而左眼却可以睁得很大,眼球浑圆饱满,几乎要夺眶而出。这只左眼呈现出一种浅浅的、干净的、朦胧的蓝色,像是雪山上的冰湖,笼着薄薄的一层雾气。这是先天性青光眼的症状。

和他同场训练的6个队友很快为他欢呼起来。尽管他们和李玉一样,看不见皮球在空中画出的白色轨迹。

他们是陕西省盲人足球队的球员。这支球队成立于2002年,所有队员都是西安盲哑学校的学生。如今,队伍中年龄最大的球员18岁,最小的只有10岁。

据主教练张毅介绍,这个年龄段的盲足队伍,全国仅此一支。眼下,他和同事正带着7名队员进行暑期训练,备战9月份的第四届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,目标是杀入8强。

听到教练的一声“开始”,李玉带球出发了。他蒙着眼罩,摆动着手臂,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奔跑。

7月的这天早上,在西安城运公园足球场,陕西盲人足球队的战术训练正在进行。7名队员被分为两组,练习传球、进攻和防守。眼下,轮到李玉组织进攻。

在明眼人看来,这个16岁的少年拥有一双漂亮的眼睛:大大的、灰褐色、嵌在深深的眼窝里。

在交谈时,他会努力睁大这双眼睛,它们并不惧怕阳光,在和明亮光线对撞之时,更能呈现眼底的清澈和透明。

只是对他自己来说,睁眼和闭眼的世界,没有任何分别。作为一名防守队员,眼下他必须根据声音来判断李玉和皮球所在的位置。

那是一种为盲人特制的足球,比普通足球略小、稍重,球心有发声装置,在滚动时能哗哗作响。循着这声音,刘博弯曲膝盖,张开双手,“喂喂”地喊着,迎向李玉。这也是盲人足球的特殊规定,防守队员必须让进攻队员知晓自己的行动,不发声则视为犯规。

进入暑假以来,陕西盲人足球队一直驻扎在西安城运公园附近。公园负责人为他们提供免费球场,但条件是:只能在没人包场的时间训练。

球场距离学校有几十公里路,为了赶早,教练和队员们不得不住在附近的酒店里。有限的经费是商家赞助的,从教练到队员,都是4人一间,两人一床。

刘博和他的队友们迅速熟悉了房间的布局。每天起床之后,他们轮流走进洗手间,在固定位置准确找到自己的牙刷,挤上牙膏,塞进嘴里。

伸手一摸,他们就能从一沓球衣里找出自己那件。用脚趾触碰一下,他们就能把脚丫塞进自己的球鞋。在屋里活动时,他们常常不断叫着室友的名字,以免碰撞发生。

早上6点多,队员们就基本“装备”完毕了。随着张毅一声“排队”,他们很快聚集到灯光幽暗的走廊里。

另一位教练夏昊站到了排头,队长范长杰很快拉住他的手。随后,孩子们一个个找到排在自己前面的那个队友,手拉手连成一队。

主教练张毅背着一袋足球,眼睛有微弱光感的队员李鑫则拖着一辆小车,车上载着一桶矿泉水。他们紧紧地跟在队伍两边。

这支特殊的队伍走出酒店,在横跨马路时,他们看不见红绿灯,但能听到汽车的呼啸。当走进城运公园,他们看不见夏日里蓬勃的树丛,看不见公园雕塑夸张的线条和晨练老人头顶闪光的银发,但他们能闻到花朵清香,能听见溪水流淌和小狗一连串的吠叫。

他们一路嬉笑着、谈论着炎热的天气和前一晚谁说了梦话。直到踏入球场之前,那些握着的手,一秒种也没有松开过。

在体能训练时,队伍拉开了间距,李鑫排头,10岁的小不点肖云翰排尾,开始绕着球场跑圈。

看起来,这些少年和普通的奔跑者没有任何区别——他们自由地摆动着双臂,两腿交替迈出,踏实落地。他们始终保持着一条直线,间距均匀,在弯道处,一个跟着一个转身。

事实上,这全靠听力。在列队奔跑时,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发出“喂!喂!”的声音,根据前方队友的声音,他们得以控制方向和保持距离。

“喂!喂!”训练场上,刘博挡在李玉面前,间隔已经不到一米。作为队伍里的“邻居”,他们对彼此都太熟悉了。李玉减慢了进攻的速度,左右脚开始快速倒球,寻找突破机会。

忽然,他身体摇晃两下,左脚做了一个拉球的动作,一下子闪向刘博左边的空当。

听到球声远去,刘博赶紧回身追赶,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个进入球队刚满一年的少年足有一米八的个头,腿却细瘦得连护膝也绷不紧。

训练间隙说起对足球的喜欢,他一下子站得笔直,一对亮晶晶的眼珠也转动得更频繁了。“世界杯和欧洲杯我每场都看!”他说。尽管他从未真正看见过比赛,但他还是选择了“看”这个动词。

每当有重要的比赛,他像个闹钟似的,能“自然醒”,即便是半夜,也要捧着收音机,塞上耳机,躲在宿舍的被窝里“看球”。

除了“看球”,他还爱“读书”。一年前,在听了有声读物《贝多芬传》后,刘博决定加入球队,亲自踢一踢心爱已久的足球。

“喂!喂!”张毅站在球门前大声呼喊着。他的眼睛紧紧盯住刚刚摆脱刘博防守的李玉,身体因为激动而摇晃,左边空荡荡的袖筒也跟着剧烈颤动。

这位教练只有一只手臂。他无法做到张开双臂拥抱他的队员们,但他喜欢用右手拍打男孩们的肩膀和脑袋,“用男人的方式”。

1998年,25岁的张毅刚到西安盲哑学校当老师。第二年夏天,他讲完一堂课,在学校里溜达,忽然看见4个盲孩子,正在操场和教学楼之间的水泥路上踢瓶子。

两个人攻门,两个人守门。一些细沙被装进塑料瓶里,发出刷刷的响声,使他们得以知晓瓶子的位置。

两年前,他还是一名混凝土工程师,在帮工人清理卡住的螺旋泵时,左手臂被机器整个削去。

出院第三天,这个铁杆阿根廷球迷就跑去踢球。他的奔跑和转向都受到影响,但足球带给他的快乐与从前并无二致。

“我能带他们踢球吗?”看着踢瓶子的盲孩子,张毅问自己。那时候,学校可供盲生参与的运动项目很少,只有跑步和推实心球。

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,两个张毅班上的男孩,总是在课堂上偷偷用收音机听比赛。张毅就问他们,愿不愿意踢球。

“娃的眼睛是空洞的,但他们拍着桌子跳起来,我知道他们心里有多高兴。”他说,这两个男孩成了球队最早的两名队员。

说起来,他们最初踢的根本算不上足球——把废报纸团起来,外面裹上能发出响声的塑料布,就在操场上开战了。这纯粹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,张毅教孩子们一些脚法和训练的知识,只是“踢着玩儿”,谁也没想过、没听过,真有“盲人足球”这项运动。

这种5人制的盲人足球比赛起源于欧洲,2004年被纳入雅典残奥会比赛项目。它的比赛场地长宽大约是正常足球场的三分之一,四周有1米多高的挡板。每队由4名佩戴眼罩的球员和一名视力正常的守门员组成,无论进攻还是防守,场上队员都必须不断发声,作为自身位置的标识。比赛上下半场各25分钟。

张毅当时对此一无所知。在带着孩子们玩儿了半年后,他收到一个朋友寄来的盲人足球。这颗特制的足球价值上百美元,被他和孩子们当成宝贝。

2004年,中国第一届盲足锦标赛在海南举行。张毅和另一位教练王帅接到学校通知,带领队员出征。

第一场比赛,结果是0∶11。“自信心彻底打垮了!”张毅回忆时,用力捶着胸口。那时他的球员之一,就是现任队长范长杰的哥哥,还不到10岁。

在3年前的一段录影中,张毅为队员示范动作。当时还很瘦小的李玉蹲在他旁边,反复摸着教练的脚。因为无法用眼睛“观摩”,每一种动作,队员都需要反复摸索教练的双腿和双脚,连身体重心的移动,也要靠手摸来学习。

每当给队员教动作前,教练夏昊总要蒙上眼睛,自己琢磨一遍。他把每个动作都拆分成数个姿势,然后让队员摸膝盖的曲度,摸身体和腿的位置。

这样学会的动作往往各式各样,无法统一,而且非常容易遗忘。张毅急了,会“想打人”。

球场之外,张毅是计算机老师,夏昊是数学老师,王帅是体育老师,而球队领队是学校的教导主任。训练球队不能给他们带来额外的收入,但他们还是坚持下来。眼下,夏昊和王帅还担任球队的守门员。

“生命哪怕谈不上意义,至少更有意思。”夏昊说起盲人足球对孩子们的价值所在。在他看来,这里面没有什么复杂的情愫或是高尚的理念,“孩子们喜欢,我也喜欢,仅此而已。”

“喂!喂!”在左边护栏附近埋伏的队长马上冲李玉招呼起来。陷入两名防守队员包夹的李玉闻声,立即不再纠缠,而是顺势用脚后跟一磕。

在几位教练眼中,这个15岁的少年跑得快,动作协调,反应敏捷,这些都是他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。然而,同样与生俱来的,还有他那双先天性视神经萎缩的眼睛。

“足球是黑白相间的!”在热身时,范长杰一边拨弄着脚下的球,一边描述道,“黑色就是我眼前看到的,白色是雪的颜色。”

踢球3年,他已经参加过3次正式比赛。在往届的参赛照片中,他还是个瘦弱的孩子。由于盲人足球比赛没有年龄分组,他在场上根本无法和20多岁的青年进行身体对抗。不过眼下,他的个子窜起来了,双腿也长得越发健硕。

“你看娃长得多精神!”张毅伸手在范长杰头顶胡噜了两下。在少年饱满的额头下方,是一对高高的眉骨,上面横着两条有棱有角的眉毛。他的眼睛不大,藏在微厚的眼睑后面,眼珠漆黑,但即使笑起来也看不到任何神色。

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,这位年少的足球队长每天都在盼望自己快点长大,“这样就能跟他们拼了!”

闲暇时,少年们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足球。从比赛的解说中,刘博想象罗纳尔多的“钟摆式过人”和贝克汉姆的“香蕉球”。在描述这些的时候,他的双手不断辅助他的语言,左右晃动着或是在空气中划过长长的弧线。

“还有头球攻门、倒挂金钩……”他飞快地说着,忽然顿了一下,笑着补了一句,“但我永远也做不到。”

“我认为阿根廷只是中游球队,巴西才是世界第一!”少年低声嘟囔着。身上的球衣是别人捐来的,他无奈地摸了摸队徽。

“都比不上齐达内和C罗,他们是身体与技术综合型的!”一连串球星的名字从李玉嘴里冒出来。他想象他崇拜的足球明星在场上“像飞一样”,而比赛“肯定激烈得很”。

这场关于世界足坛热烈的讨论被10岁的肖云翰一下子打断了。这个脸庞、肚子和小腿都圆呼呼的小胖子捏着鼻子夸张地哼唧起来,“中国队,中国队,啧啧啧啧!”

刘博最先笑了,他腼腆而谨慎地说起中国男足1∶5不敌泰国队的那场比赛,并表示惋惜。“这根本怪不得卡马乔!”马上有人插嘴,“是足协的问题。”

2006年11月,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正式组建,并立即在2007年希腊盲人足球国际锦标赛中获得第三名。同年在韩国举办的亚洲杯盲人足球赛中,中国队夺冠。2008年,中国队以不败战绩杀入残奥会盲足决赛,夺得银牌,英国、阿根廷、西班牙等足球强队皆是手下败将。2009年,中国队获得第三届亚洲盲人足球锦标赛冠军,并在同年夺得世界盲人足球友谊赛季军。2010年,中国队再次获得世界盲人足球锦标赛季军。2012年伦敦残奥会,中国队获得第五名。

从过去征战全国赛事的战绩来看,他所在的这支陕西盲足队,还从没小组出线过。组队十余年间,他们并没有得到残联和校方的多少支持,孩子们穿着别人捐赠的旧球衣,蹬着20元一双的足球鞋。采购比赛的装备,不少省队都是人均2000元的标准,而他们,是人均300元——“不得不去批发市场淘山寨货”。

要不是城运公园提供暑期免费球场,这支球队就只能在学校的操场上训练。那是一片完全的水泥地面,覆上一层涂料,硬邦邦的,散落着乒乓球案子和篮球架。在上面踢足球,不容易控制;人一旦倒地,则很容易受伤。

“娃眼睛又看不见,最怕娃受伤。”张毅心疼地说。更让他心疼的则是,大冬天,不少孩子耳朵都冻烂了,还踩着破了洞的鞋子迎着风雪奔跑。

这并非源于毫无来由的倔强。当被问及对“光”的想象时,从未有过任何光感的刘博说:“在我看来,进球的感觉就是光。不仅是光,还有热!”

范长杰从左路向底线带球,速度很快。他的左边是木制的挡板,右边是不断包夹上来的防守队员,眼前——是一片漆黑。他努力用耳朵寻找着方向。

如果教练不喊停,范长杰根本不害怕一直往前冲。皮球在他双脚间灵活地跳跃着,哗哗作响,另一名防守队员邵丹江闻声迎上前来。

“春天是不冷不热,夏天是知了叫,秋天是可以踩到落叶,冬天下雪。”内向的邵丹江曾这样描述他感受到的四季变换。这个皮肤黝黑的少年患有先天性视网膜发育不良,生长在陕西商洛一个“三面山一面水”的小村子。

他的眼睛看上去最像土生土长的陕西人——深褐色,单眼皮,细长的眼角快要扫到太阳穴那里去。

小的时候,邵丹江在家门口的山坡上用手摸出了一条小路。他最喜欢的,就是顺着这条路爬上山顶,沿途捡起石块,拼命掷出去。因为他看不见、跑不远,就想听见远方传来的声音。

邻村的孩子欺负他,小他7岁的弟弟为他出头,这是邵丹江心里一直以来的疙瘩:我是哥哥,应该是我保护弟弟才对。

直到他第一次踏上球场,“终于可以放开了跑”。这个内向的少年说着,仿佛所有憋闷都消失了。

在加入球队以前,包括邵丹江在内,所有孩子的“盲态”都很严重:走路会伸出双手,步履迟疑,有些人甚至站不直身体,连在最熟悉的环境里,也都得半蹲着摸索行进。

然而经过足球训练,他们站直了身体,摆起了双臂,迈开了步子——从背后看去,他们走路与常人无异。

“我们训练跑姿,自然练出了摆臂。摆臂代替了伸手,自然又把勇气练出来。”夏昊说。在学校,凡是进过足球队的盲孩子,走路都昂首挺胸。更重要的是,小小年纪就能为省队出征,他们见识更广,更加自信。

老队员胡梦龙离开球队3年了,如今他是一位盲人按摩师。每天从早到晚,他必须呆在窄窄的按摩室里,重复着同一套动作。

“按摩是大多数盲人的活路,但那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。”他低低地说。但一聊到足球,这个他最常说起、也是最擅长的线岁的年轻人立即亢奋起来。

遇上别人踢球,他总是忍不住想凑一脚。听见别人侃球,他也会主动插话。评论中国足球不争气时,他底气最足,因为自己就拥有“球员”的身份。

为了生活,离开盲哑学校的胡梦龙原本已经放弃了足球的梦想。但不久前的一天,他接到了教练打来的电话。

几乎没有迟疑,胡梦龙便答应了。他感觉那像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他将在8月归队参加训练,9月的比赛,他会随队出征。“因为没有一名真正的球员不渴望胜利,这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。”

2010年,这支陕西省盲人足球队征战全运会预选赛。比赛结束时,张毅发现陕西浐灞足球队正在对面的体育场和青岛队打中超联赛。一条马路之隔,他决定让孩子们体会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球赛现场。

“他是省队,咱也是省队。他是足球,咱也是足球。”经过和赛场工作人员沟通,张毅带着孩子们进入看台。

此刻,他正沿着右路奔向球门,并清晰听到教练的呼喊和皮球的响动。他的眼睛看不到绿茵和人影,但声音在他脑中给出了场上的定位。他将跟随这声音跑向既定的位置,在那里,他会接到范长杰传来的皮球,然后他会起脚射门,“狠狠蹂躏守门员夏老师”。

这一次配合堪称完美。在离球门仅剩几米的地方,李玉左脚高高地向后拔起,再重重向前踢去。

皮球擦过夏昊的指尖,直飞球门深处。门上没有网兜,皮球直中门后的树丛,枝叶咔嚓作响。

“李玉!进咧!”场上的队员们都为他欢呼起来。少年没有做什么庆祝动作,也没有发出胜利的吼声,他只是攥了攥拳头,在阳光下笑出一排白灿灿的大板牙。

3年前,李玉是队里的“后进生”,性子急又学得慢。他性子轴,总是给自己加练。每当他出现在校园里的时候,脚下都带着球,进教室、进食堂、进寝室。因为中午不休息到操场对着围墙踢,他被场边的家属楼投诉噪音好几次。

如今,他已经是队中的主力了,可那股轴劲儿还在。教练评价他“是个郭靖一样的闷怂(陕西方言,意为过于执拗的人)”,却也看到他的改变:挨批评不再还嘴,训练时更注重配合。

休息时,队长范长杰根据教练的提示最先找到放置水壶的位置。他喊了一声“喂”,所有男孩都停下带球或奔跑的脚步,朝着他而来。而在放松练习调整位置时,一群男孩都靠住挡板,他们不断地“喂”着,判断和队友的距离。

小胖子肖云翰激动地跑到了球场边缘,眼看就要撞上球门。“停!”张毅朝着他一声断喝。他立马站定,一步也不敢多走,等着教练的下一步指令。

吃午餐,他们排队进入餐厅,李鑫为大家分发纸巾。他把一张三层厚的面巾纸小心地剥成三份,交给旁边的人,再一一传给每个队友,一个也不会落下。

“在集体生活中,他们必须学会服从、分享和信任。”夏昊说,在他看来,意志品质是比成败更为重要的东西。队员中绝大多数人此后根本不会通过足球来谋生,但他们已经收获了足球带给他们的礼物。

“我们经费少得可怜,也不像国足那样受到重视,但我真正做到了享受足球。”夏昊感慨。

如果仅仅是因为踢足球好玩,缑阿乐可能已经退出了。一周前,他在练习蛙跳时磕破嘴唇,缝了5针。“哎,疼不算啥,关键怕耽误训练。”他说,9月的比赛,他想作为主力上场。

荣誉的含义,连10岁的肖云翰都懂。因为队里经费拮据,暑期集训的名单原本没有他,这个平时训练爱偷懒的小胖子回家哭了一晚上。最终,他的父母不得不偷偷央求教练,自己出钱让他跟着队伍。

带丢球会受到教练的惩罚,丢一次要做10个俯卧撑。在防守时忘记发声也会受到惩罚,张毅会抬起脚来,直接踹他们的。

“这是男人之间的对话。”张毅说。有男孩向他要水喝,他不会走过去为他们取水。“左拐,直走,自己拿!”他吼道。而每当皮球滚进场外的草丛,他也不允许任何人帮他们捡起。

这话一点儿不假。在队伍中,每个孩子的家境都不一样。范长杰每周都能被父母用私家车接回去,回来时带着大罐大罐的巧克力。而李玉的衣物都装在一只化肥袋里,别人问起来,他就说图方便。

有人买得起昂贵的音乐播放器,有人则还在使用吱吱啦啦的收音机。但只要站在球场上,“都只能拿脚说话”。

3年前的青岛,教练们把孩子带到海边。盲孩子的眼睛里看不见海天相接,但他们用舌头去品尝海水的咸涩,用双脚去感受沙滩的细致,也用耳朵去聆听波涛的轰鸣。

“一望无际是我听出来的,而不是看见的。”李玉回想起大海,依然激动。他记得他听见涛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,绵延不绝,就像胜利的欢呼与掌声一样。

10岁小胖子肖云翰能用气味给每个队友贴上“标签”,李玉是“孜然味儿”,邵丹江是“板蓝根味儿”。他还声称,在场上能根据气味进行防守。

李鑫的数学几乎每年都考满分,刘博能模仿新闻联播主持人,邵丹江的背包里没几件衣服,装的全是盲文书籍,而李玉没事儿就喜欢唱秦腔。

几天前是邵丹江的生日。早上结束训练之后,所有孩子都开始起哄,要求李玉用秦腔唱一首生日快乐。

李玉站直了,清了清嗓子。因为眼压问题,他一只眼睛睁不开,另一只眼睛却亮晶晶地鼓出来,闪耀着蓝光。

他没唱生日快乐,而是唱了一段苍凉、悲壮的《三滴血》。“为寻亲哪顾得路途遥远,登山涉水到蒲关。”他的声音高亢极了,引得场外不少路人驻足鼓掌。

这支足球队中,多数人并非西安本地人,他们从远方的家乡来到这所盲哑学校。缑阿乐来自洛川,7岁时因为一场车祸失明。他还记得年幼时见过的父母的脸。如今他最遗憾的,并不是打不了电子游戏或骑不了摩托车,而是不知道经过这些年,父母老了是什么样子。

训练的最后,队长范长杰抻着脖子喊了一声“集合”,刚刚变声的喉咙已经有些男子汉的粗糙。三两散落在球场的队员们立即围成了一个圆圈,开始肌肉拉伸练习。

这个15岁少年膝盖上的擦伤刚刚结痂,一屈膝,一元硬币大小的伤口又裂开来。汗水一道一道淌过去,从透明变成鲜红。

他知道“血是红的”,却从没见过伤口的样子。尽管他的双腿布满大大小小的疤痕,但在黑暗中,他并未因此而恐惧奔跑。

有人开始鼓掌,然而射门的少年却毫无反应。他站在自己起脚的地方,仰着脸,挠着头,挂着期待而羞怯地笑容大声问道:“进了吗?”

事实上,17岁的李玉什么也看不到。球场上的太阳将他的皮肤炙烤得漆黑发亮,但他眼前,从未真正闪现过一丝光芒。

这个少年有双不一样的眼睛。他的右眼总是眼睑低垂着,睫毛轻颤,而左眼却可以睁得很大,眼球浑圆饱满,几乎要夺眶而出。这只左眼呈现出一种浅浅的、干净的、朦胧的蓝色,像是雪山上的冰湖,笼着薄薄的一层雾气。这是先天性青光眼的症状。

和他同场训练的6个队友很快为他欢呼起来。尽管他们和李玉一样,看不见皮球在空中画出的白色轨迹。

他们是陕西省盲人足球队的球员。这支球队成立于2002年,所有队员都是西安盲哑学校的学生。如今,队伍中年龄最大的球员18岁,最小的只有10岁。

据主教练张毅介绍,这个年龄段的盲足队伍,全国仅此一支。眼下,他和同事正带着7名队员进行暑期训练,备战9月份的第四届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,目标是杀入8强。

听到教练的一声“开始”,李玉带球出发了。他蒙着眼罩,摆动着手臂,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奔跑。

7月的这天早上,在西安城运公园足球场,陕西盲人足球队的战术训练正在进行。7名队员被分为两组,练习传球、进攻和防守。眼下,轮到李玉组织进攻。

在明眼人看来,这个16岁的少年拥有一双漂亮的眼睛:大大的、灰褐色、嵌在深深的眼窝里。

在交谈时,他会努力睁大这双眼睛,它们并不惧怕阳光,在和明亮光线对撞之时,更能呈现眼底的清澈和透明。

只是对他自己来说,睁眼和闭眼的世界,没有任何分别。作为一名防守队员,眼下他必须根据声音来判断李玉和皮球所在的位置。

那是一种为盲人特制的足球,比普通足球略小、稍重,球心有发声装置,在滚动时能哗哗作响。循着这声音,刘博弯曲膝盖,张开双手,“喂喂”地喊着,迎向李玉。这也是盲人足球的特殊规定,防守队员必须让进攻队员知晓自己的行动,不发声则视为犯规。

进入暑假以来,陕西盲人足球队一直驻扎在西安城运公园附近。公园负责人为他们提供免费球场,但条件是:只能在没人包场的时间训练。

球场距离学校有几十公里路,为了赶早,教练和队员们不得不住在附近的酒店里。有限的经费是商家赞助的,从教练到队员,都是4人一间,两人一床。

刘博和他的队友们迅速熟悉了房间的布局。每天起床之后,他们轮流走进洗手间,在固定位置准确找到自己的牙刷,挤上牙膏,塞进嘴里。

伸手一摸,他们就能从一沓球衣里找出自己那件。用脚趾触碰一下,他们就能把脚丫塞进自己的球鞋。在屋里活动时,他们常常不断叫着室友的名字,以免碰撞发生。

早上6点多,队员们就基本“装备”完毕了。随着张毅一声“排队”,他们很快聚集到灯光幽暗的走廊里。

另一位教练夏昊站到了排头,队长范长杰很快拉住他的手。随后,孩子们一个个找到排在自己前面的那个队友,手拉手连成一队。

主教练张毅背着一袋足球,眼睛有微弱光感的队员李鑫则拖着一辆小车,车上载着一桶矿泉水。他们紧紧地跟在队伍两边。

这支特殊的队伍走出酒店,在横跨马路时,他们看不见红绿灯,但能听到汽车的呼啸。当走进城运公园,他们看不见夏日里蓬勃的树丛,看不见公园雕塑夸张的线条和晨练老人头顶闪光的银发,但他们能闻到花朵清香,能听见溪水流淌和小狗一连串的吠叫。

他们一路嬉笑着、谈论着炎热的天气和前一晚谁说了梦话。直到踏入球场之前,那些握着的手,一秒种也没有松开过。

在体能训练时,队伍拉开了间距,李鑫排头,10岁的小不点肖云翰排尾,开始绕着球场跑圈。

看起来,这些少年和普通的奔跑者没有任何区别——他们自由地摆动着双臂,两腿交替迈出,踏实落地。他们始终保持着一条直线,间距均匀,在弯道处,一个跟着一个转身。

事实上,这全靠听力。在列队奔跑时,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发出“喂!喂!”的声音,根据前方队友的声音,他们得以控制方向和保持距离。

“喂!喂!”训练场上,刘博挡在李玉面前,间隔已经不到一米。作为队伍里的“邻居”,他们对彼此都太熟悉了。李玉减慢了进攻的速度,左右脚开始快速倒球,寻找突破机会。

忽然,他身体摇晃两下,左脚做了一个拉球的动作,一下子闪向刘博左边的空当。

听到球声远去,刘博赶紧回身追赶,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个进入球队刚满一年的少年足有一米八的个头,腿却细瘦得连护膝也绷不紧。

训练间隙说起对足球的喜欢,他一下子站得笔直,一对亮晶晶的眼珠也转动得更频繁了。“世界杯和欧洲杯我每场都看!”他说。尽管他从未真正看见过比赛,但他还是选择了“看”这个动词。

每当有重要的比赛,他像个闹钟似的,能“自然醒”,即便是半夜,也要捧着收音机,塞上耳机,躲在宿舍的被窝里“看球”。

除了“看球”,他还爱“读书”。一年前,在听了有声读物《贝多芬传》后,刘博决定加入球队,亲自踢一踢心爱已久的足球。

“喂!喂!”张毅站在球门前大声呼喊着。他的眼睛紧紧盯住刚刚摆脱刘博防守的李玉,身体因为激动而摇晃,左边空荡荡的袖筒也跟着剧烈颤动。

这位教练只有一只手臂。他无法做到张开双臂拥抱他的队员们,但他喜欢用右手拍打男孩们的肩膀和脑袋,“用男人的方式”。

1998年,25岁的张毅刚到西安盲哑学校当老师。第二年夏天,他讲完一堂课,在学校里溜达,忽然看见4个盲孩子,正在操场和教学楼之间的水泥路上踢瓶子。

两个人攻门,两个人守门。一些细沙被装进塑料瓶里,发出刷刷的响声,使他们得以知晓瓶子的位置。

两年前,他还是一名混凝土工程师,在帮工人清理卡住的螺旋泵时,左手臂被机器整个削去。

出院第三天,这个铁杆阿根廷球迷就跑去踢球。他的奔跑和转向都受到影响,但足球带给他的快乐与从前并无二致。

“我能带他们踢球吗?”看着踢瓶子的盲孩子,张毅问自己。那时候,学校可供盲生参与的运动项目很少,只有跑步和推实心球。

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,两个张毅班上的男孩,总是在课堂上偷偷用收音机听比赛。张毅就问他们,愿不愿意踢球。

“娃的眼睛是空洞的,但他们拍着桌子跳起来,我知道他们心里有多高兴。”他说,这两个男孩成了球队最早的两名队员。

说起来,他们最初踢的根本算不上足球——把废报纸团起来,外面裹上能发出响声的塑料布,就在操场上开战了。这纯粹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,张毅教孩子们一些脚法和训练的知识,只是“踢着玩儿”,谁也没想过、没听过,真有“盲人足球”这项运动。

这种5人制的盲人足球比赛起源于欧洲,2004年被纳入雅典残奥会比赛项目。它的比赛场地长宽大约是正常足球场的三分之一,四周有1米多高的挡板。每队由4名佩戴眼罩的球员和一名视力正常的守门员组成,无论进攻还是防守,场上队员都必须不断发声,作为自身位置的标识。比赛上下半场各25分钟。

张毅当时对此一无所知。在带着孩子们玩儿了半年后,他收到一个朋友寄来的盲人足球。这颗特制的足球价值上百美元,被他和孩子们当成宝贝。

2004年,中国第一届盲足锦标赛在海南举行。张毅和另一位教练王帅接到学校通知,带领队员出征。

第一场比赛,结果是0∶11。“自信心彻底打垮了!”张毅回忆时,用力捶着胸口。那时他的球员之一,就是现任队长范长杰的哥哥,还不到10岁。

在3年前的一段录影中,张毅为队员示范动作。当时还很瘦小的李玉蹲在他旁边,反复摸着教练的脚。因为无法用眼睛“观摩”,每一种动作,队员都需要反复摸索教练的双腿和双脚,连身体重心的移动,也要靠手摸来学习。

每当给队员教动作前,教练夏昊总要蒙上眼睛,自己琢磨一遍。他把每个动作都拆分成数个姿势,然后让队员摸膝盖的曲度,摸身体和腿的位置。

这样学会的动作往往各式各样,无法统一,而且非常容易遗忘。张毅急了,会“想打人”。

球场之外,张毅是计算机老师,夏昊是数学老师,王帅是体育老师,而球队领队是学校的教导主任。训练球队不能给他们带来额外的收入,但他们还是坚持下来。眼下,夏昊和王帅还担任球队的守门员。

“生命哪怕谈不上意义,至少更有意思。”夏昊说起盲人足球对孩子们的价值所在。在他看来,这里面没有什么复杂的情愫或是高尚的理念,“孩子们喜欢,我也喜欢,仅此而已。”

“喂!喂!”在左边护栏附近埋伏的队长马上冲李玉招呼起来。陷入两名防守队员包夹的李玉闻声,立即不再纠缠,而是顺势用脚后跟一磕。

在几位教练眼中,这个15岁的少年跑得快,动作协调,反应敏捷,这些都是他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。然而,同样与生俱来的,还有他那双先天性视神经萎缩的眼睛。

“足球是黑白相间的!”在热身时,范长杰一边拨弄着脚下的球,一边描述道,“黑色就是我眼前看到的,白色是雪的颜色。”

踢球3年,他已经参加过3次正式比赛。在往届的参赛照片中,他还是个瘦弱的孩子。由于盲人足球比赛没有年龄分组,他在场上根本无法和20多岁的青年进行身体对抗。不过眼下,他的个子窜起来了,双腿也长得越发健硕。

“你看娃长得多精神!”张毅伸手在范长杰头顶胡噜了两下。在少年饱满的额头下方,是一对高高的眉骨,上面横着两条有棱有角的眉毛。他的眼睛不大,藏在微厚的眼睑后面,眼珠漆黑,但即使笑起来也看不到任何神色。

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,这位年少的足球队长每天都在盼望自己快点长大,“这样就能跟他们拼了!”

闲暇时,少年们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足球。从比赛的解说中,刘博想象罗纳尔多的“钟摆式过人”和贝克汉姆的“香蕉球”。在描述这些的时候,他的双手不断辅助他的语言,左右晃动着或是在空气中划过长长的弧线。

“还有头球攻门、倒挂金钩……”他飞快地说着,忽然顿了一下,笑着补了一句,“但我永远也做不到。”

“我认为阿根廷只是中游球队,巴西才是世界第一!”少年低声嘟囔着。身上的球衣是别人捐来的,他无奈地摸了摸队徽。

“都比不上齐达内和C罗,他们是身体与技术综合型的!”一连串球星的名字从李玉嘴里冒出来。他想象他崇拜的足球明星在场上“像飞一样”,而比赛“肯定激烈得很”。

这场关于世界足坛热烈的讨论被10岁的肖云翰一下子打断了。这个脸庞、肚子和小腿都圆呼呼的小胖子捏着鼻子夸张地哼唧起来,“中国队,中国队,啧啧啧啧!”

刘博最先笑了,他腼腆而谨慎地说起中国男足1∶5不敌泰国队的那场比赛,并表示惋惜。“这根本怪不得卡马乔!”马上有人插嘴,“是足协的问题。”

2006年11月,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正式组建,并立即在2007年希腊盲人足球国际锦标赛中获得第三名。同年在韩国举办的亚洲杯盲人足球赛中,中国队夺冠。2008年,中国队以不败战绩杀入残奥会盲足决赛,夺得银牌,英国、阿根廷、西班牙等足球强队皆是手下败将。2009年,中国队获得第三届亚洲盲人足球锦标赛冠军,并在同年夺得世界盲人足球友谊赛季军。2010年,中国队再次获得世界盲人足球锦标赛季军。2012年伦敦残奥会,中国队获得第五名。

从过去征战全国赛事的战绩来看,他所在的这支陕西盲足队,还从没小组出线过。组队十余年间,他们并没有得到残联和校方的多少支持,孩子们穿着别人捐赠的旧球衣,蹬着20元一双的足球鞋。采购比赛的装备,不少省队都是人均2000元的标准,而他们,是人均300元——“不得不去批发市场淘山寨货”。

要不是城运公园提供暑期免费球场,这支球队就只能在学校的操场上训练。那是一片完全的水泥地面,覆上一层涂料,硬邦邦的,散落着乒乓球案子和篮球架。在上面踢足球,不容易控制;人一旦倒地,则很容易受伤。

“娃眼睛又看不见,最怕娃受伤。”张毅心疼地说。更让他心疼的则是,大冬天,不少孩子耳朵都冻烂了,还踩着破了洞的鞋子迎着风雪奔跑。

这并非源于毫无来由的倔强。当被问及对“光”的想象时,从未有过任何光感的刘博说:“在我看来,进球的感觉就是光。不仅是光,还有热!”

范长杰从左路向底线带球,速度很快。他的左边是木制的挡板,右边是不断包夹上来的防守队员,眼前——是一片漆黑。他努力用耳朵寻找着方向。

如果教练不喊停,范长杰根本不害怕一直往前冲。皮球在他双脚间灵活地跳跃着,哗哗作响,另一名防守队员邵丹江闻声迎上前来。

“春天是不冷不热,夏天是知了叫,秋天是可以踩到落叶,冬天下雪。”内向的邵丹江曾这样描述他感受到的四季变换。这个皮肤黝黑的少年患有先天性视网膜发育不良,生长在陕西商洛一个“三面山一面水”的小村子。

他的眼睛看上去最像土生土长的陕西人——深褐色,单眼皮,细长的眼角快要扫到太阳穴那里去。

小的时候,邵丹江在家门口的山坡上用手摸出了一条小路。他最喜欢的,就是顺着这条路爬上山顶,沿途捡起石块,拼命掷出去。因为他看不见、跑不远,就想听见远方传来的声音。

邻村的孩子欺负他,小他7岁的弟弟为他出头,这是邵丹江心里一直以来的疙瘩:我是哥哥,应该是我保护弟弟才对。

直到他第一次踏上球场,“终于可以放开了跑”。这个内向的少年说着,仿佛所有憋闷都消失了。

在加入球队以前,包括邵丹江在内,所有孩子的“盲态”都很严重:走路会伸出双手,步履迟疑,有些人甚至站不直身体,连在最熟悉的环境里,也都得半蹲着摸索行进。

然而经过足球训练,他们站直了身体,摆起了双臂,迈开了步子——从背后看去,他们走路与常人无异。

“我们训练跑姿,自然练出了摆臂。摆臂代替了伸手,自然又把勇气练出来。”夏昊说。在学校,凡是进过足球队的盲孩子,走路都昂首挺胸。更重要的是,小小年纪就能为省队出征,他们见识更广,更加自信。

老队员胡梦龙离开球队3年了,如今他是一位盲人按摩师。每天从早到晚,他必须呆在窄窄的按摩室里,重复着同一套动作。

“按摩是大多数盲人的活路,但那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。”他低低地说。但一聊到足球,这个他最常说起、也是最擅长的线岁的年轻人立即亢奋起来。

遇上别人踢球,他总是忍不住想凑一脚。听见别人侃球,他也会主动插话。评论中国足球不争气时,他底气最足,因为自己就拥有“球员”的身份。

为了生活,离开盲哑学校的胡梦龙原本已经放弃了足球的梦想。但不久前的一天,他接到了教练打来的电话。

几乎没有迟疑,胡梦龙便答应了。他感觉那像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他将在8月归队参加训练,9月的比赛,他会随队出征。“因为没有一名真正的球员不渴望胜利,这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。”

2010年,这支陕西省盲人足球队征战全运会预选赛。比赛结束时,张毅发现陕西浐灞足球队正在对面的体育场和青岛队打中超联赛。一条马路之隔,他决定让孩子们体会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球赛现场。

“他是省队,咱也是省队。他是足球,咱也是足球。”经过和赛场工作人员沟通,张毅带着孩子们进入看台。

此刻,他正沿着右路奔向球门,并清晰听到教练的呼喊和皮球的响动。他的眼睛看不到绿茵和人影,但声音在他脑中给出了场上的定位。他将跟随这声音跑向既定的位置,在那里,他会接到范长杰传来的皮球,然后他会起脚射门,“狠狠蹂躏守门员夏老师”。

这一次配合堪称完美。在离球门仅剩几米的地方,李玉左脚高高地向后拔起,再重重向前踢去。

皮球擦过夏昊的指尖,直飞球门深处。门上没有网兜,皮球直中门后的树丛,枝叶咔嚓作响。

“李玉!进咧!”场上的队员们都为他欢呼起来。少年没有做什么庆祝动作,也没有发出胜利的吼声,他只是攥了攥拳头,在阳光下笑出一排白灿灿的大板牙。

3年前,李玉是队里的“后进生”,性子急又学得慢。他性子轴,总是给自己加练。每当他出现在校园里的时候,脚下都带着球,进教室、进食堂、进寝室。因为中午不休息到操场对着围墙踢,他被场边的家属楼投诉噪音好几次。

如今,他已经是队中的主力了,可那股轴劲儿还在。教练评价他“是个郭靖一样的闷怂(陕西方言,意为过于执拗的人)”,却也看到他的改变:挨批评不再还嘴,训练时更注重配合。

休息时,队长范长杰根据教练的提示最先找到放置水壶的位置。他喊了一声“喂”,所有男孩都停下带球或奔跑的脚步,朝着他而来。而在放松练习调整位置时,一群男孩都靠住挡板,他们不断地“喂”着,判断和队友的距离。

小胖子肖云翰激动地跑到了球场边缘,眼看就要撞上球门。“停!”张毅朝着他一声断喝。他立马站定,一步也不敢多走,等着教练的下一步指令。

吃午餐,他们排队进入餐厅,李鑫为大家分发纸巾。他把一张三层厚的面巾纸小心地剥成三份,交给旁边的人,再一一传给每个队友,一个也不会落下。

“在集体生活中,他们必须学会服从、分享和信任。”夏昊说,在他看来,意志品质是比成败更为重要的东西。队员中绝大多数人此后根本不会通过足球来谋生,但他们已经收获了足球带给他们的礼物。

“我们经费少得可怜,也不像国足那样受到重视,但我真正做到了享受足球。”夏昊感慨。

如果仅仅是因为踢足球好玩,缑阿乐可能已经退出了。一周前,他在练习蛙跳时磕破嘴唇,缝了5针。“哎,疼不算啥,关键怕耽误训练。”他说,9月的比赛,他想作为主力上场。

荣誉的含义,连10岁的肖云翰都懂。因为队里经费拮据,暑期集训的名单原本没有他,这个平时训练爱偷懒的小胖子回家哭了一晚上。最终,他的父母不得不偷偷央求教练,自己出钱让他跟着队伍。

带丢球会受到教练的惩罚,丢一次要做10个俯卧撑。在防守时忘记发声也会受到惩罚,张毅会抬起脚来,直接踹他们的。

“这是男人之间的对话。”张毅说。有男孩向他要水喝,他不会走过去为他们取水。“左拐,直走,自己拿!”他吼道。而每当皮球滚进场外的草丛,他也不允许任何人帮他们捡起。

这话一点儿不假。在队伍中,每个孩子的家境都不一样。范长杰每周都能被父母用私家车接回去,回来时带着大罐大罐的巧克力。而李玉的衣物都装在一只化肥袋里,别人问起来,他就说图方便。

有人买得起昂贵的音乐播放器,有人则还在使用吱吱啦啦的收音机。但只要站在球场上,“都只能拿脚说话”。

3年前的青岛,教练们把孩子带到海边。盲孩子的眼睛里看不见海天相接,但他们用舌头去品尝海水的咸涩,用双脚去感受沙滩的细致,也用耳朵去聆听波涛的轰鸣。

“一望无际是我听出来的,而不是看见的。”李玉回想起大海,依然激动。他记得他听见涛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,绵延不绝,就像胜利的欢呼与掌声一样。

10岁小胖子肖云翰能用气味给每个队友贴上“标签”,李玉是“孜然味儿”,邵丹江是“板蓝根味儿”。他还声称,在场上能根据气味进行防守。

李鑫的数学几乎每年都考满分,刘博能模仿新闻联播主持人,邵丹江的背包里没几件衣服,装的全是盲文书籍,而李玉没事儿就喜欢唱秦腔。

几天前是邵丹江的生日。早上结束训练之后,所有孩子都开始起哄,要求李玉用秦腔唱一首生日快乐。

李玉站直了,清了清嗓子。因为眼压问题,他一只眼睛睁不开,另一只眼睛却亮晶晶地鼓出来,闪耀着蓝光。

他没唱生日快乐,而是唱了一段苍凉、悲壮的《三滴血》。“为寻亲哪顾得路途遥远,登山涉水到蒲关。”他的声音高亢极了,引得场外不少路人驻足鼓掌。

这支足球队中,多数人并非西安本地人,他们从远方的家乡来到这所盲哑学校。缑阿乐来自洛川,7岁时因为一场车祸失明。他还记得年幼时见过的父母的脸。如今他最遗憾的,并不是打不了电子游戏或骑不了摩托车,而是不知道经过这些年,父母老了是什么样子。

训练的最后,队长范长杰抻着脖子喊了一声“集合”,刚刚变声的喉咙已经有些男子汉的粗糙。三两散落在球场的队员们立即围成了一个圆圈,开始肌肉拉伸练习。

这个15岁少年膝盖上的擦伤刚刚结痂,一屈膝,一元硬币大小的伤口又裂开来。汗水一道一道淌过去,从透明变成鲜红。

他知道“血是红的”,却从没见过伤口的样子。尽管他的双腿布满大大小小的疤痕,但在黑暗中,他并未因此而恐惧奔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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